“排放门”与国家投资借鉴何干？

家族式企业最好？

最有意思的是，李稻葵先生专门拿出一部分来论述“大众汽车不代表德国模式”，德国汽车工业连奔驰都不是代表，唯有宝马是德国模式的代表？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大众、保时捷等著名的德国品牌，哪个都不能代表德国汽车的全部，而这些品牌共同构成了德国汽车的全貌。这可以引用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的一句话形容来这种特征——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。

【家族企业传承】

李先生写道：“德国企业的主流群体是家族长期控制、职业经理管理、有企业各层级参与的现代化企业。按照这一分析，大众汽车其实是一个异类。”有意思的是，李先生同时承认：“从大众集团的历史看，它曾经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快速工业化的标志，一度被政府树立为典型的政府型企业。”李先生的观点是否前后矛盾了？

李先生判断是否能够代表德国企业的标准——是否家族控制企业。他明确指出：“德国企业的典型代表，应该是宝马、汉高、博世这一类家族控制的企业。它们多由家族长期控制、精心管理，但是在管理层面，家族成员并不亲自出面，而是请职业经理打理，工会和职工则通过监事会制度化地参与管理。这种机制保证了公司具有更长远的目标，而不是追求短期销量，更没有抢占世界第一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。在研发方面，这种公司更具有前瞻性，重视根本性、长期性的创新。”

显然，在判断是否典型德国企业的标准上，李先生似乎偏激了，仅仅是企业的控制模式，而忽略了文化基础。实际上，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，采用什么模式管理并不重要，德国汽车业采用过泰勒生产方式，也采用过精益生产方式，这并不代表这个企业因此就不是典型的德国企业了，重要的是企业的行为理念，是支撑这种行为理念的民族文化。例如：大众的模块化管理就很德国。我们常说德国人是“方脑袋”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德国人太认数据了，一切都要靠数据说话，一切事务尽可能的标准化。至于是家族控制企业还是经理人控制企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大的股东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，置于股东是传统的家族还是金融家都只能说明其社会属性，而不是其内涵的民族文化属性，以及在企业发展方面是否具备战略眼光。

如果说宝马很早之前投入碳纤维是一种可持续的、有战略眼光的投资。那么奔驰基于全自动驾驶而展开的从新能源到IT系统，以及基于社会学方面的研发，是不是更能展现了全球豪车老大的风采？大众早在30年前就着眼于中国市场，难道不是战略性投资？因此，不能说非家族企业就不具备战略投资和长远发展的眼光，或者经理人的战略眼光不如企业家族。以是否家族式控制为标准来界定是否典型的德国企业，甚至作为鉴别企业是否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标准，似乎也未必站得住脚。难道美国就没有家族式企业了？日本就没有家族式企业了？不过是远远少于德国而已。美国、日本的非家族式企业发展就不如德国的家族企业？未必吧？丰田不是去年的全球销量冠军吗？通用、福特哪个不是全球重量级的制造商？雷诺日产是个跨国联姻企业，发展得如何？

【宝马工厂生产】

当年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的公司不止大众一家，为什么大众干得比其他企业更出色？其中有个重要原因，大众在初期获得的利润每一分钱都不往德国拿，而是作为在合资公司的再投入。而其他企业要从合资公司拿走每一分赚到的利润，这一下拉大了不同合资企业面向未来发展的实力差距。非家族企业的行为就一定急功近利？

李先生举例说：“奔驰是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上市公司，所以在上个世纪末，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，想走一条强强互补的道路，结果非常失败。”那么当年宝马并购罗孚，险些将自己拖垮，最后只带走了MINI，这不是“散户”独有的毛病吧？这是个可持续发展的、具有战略眼光的并购吗？是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案例？通用也是大企业，是靠散户支撑的，虽然丢失了全球冠军的宝座，但其依然是伟大的企业，其利用金融资本发展企业集团的模式仍然堪称典范。

为追求销量，宝马在中国价格狂降，是追求长远利益还是急功近利？当然，奔驰、奥迪也有相同的措施。问题是，在追求市场份额方面与是否家族企业没有一毛钱关系吧？任何组织形式的企业管理层，在面对利润的时候、在面对市场份额的时候，都是贪婪的，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，差别在于表现形式不同。

以是否家族模式辨别是否典型的德国企业，甚至以此评判投资决定的质量，我认为是不科学的，这样看到的只是问题的表象，而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基因。就如同昆虫的分类，依据是基因而非外观形态，领域不停道理一样。

国企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投资转向问题

李稻葵先生前面转了个大圈，最后要说的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政府要撤出大国企的投资，转投家族式的私企。作为一种战术思路，我同意李先生的观点。但作为国家投资就不一样了，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战略，是国家的经济安全，是国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，不是一个简单的盈亏所能权衡的。因为根本利益出发点的不同，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模式，华尔街的投资人行为，未必适合作为中国政府投资的榜样。同理，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、国家经济环境的不同，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德国的家族模式套中国的家族模式，甚至以此作为是否可以实施国家投资的决策依据，对于国企改革亦未必有益。

李稻葵先生认为：“华尔街资金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典型运作手法是，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和买卖企业，在短期推高企业股价，获得巨额盈利。而今，这个时代正在过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3.0模式，那就是一批金融资本，反复、仔细寻觅有潜在成长价值的上市或未上市的公司，通过长期持有、控制这些实业企业，帮助其长期提升价值，而企业经营则由专业人员打理。这种模式与德国家族长期控制、专业人士管理的模式不谋而合。”

李先生明确表示：“中国的国企改革将向何处去？我认为，必须借鉴资本主义3.0的模式，让国家撤出大量国有企业的经营，同时，将这些撤出的资本投资于其他新的企业。未来的中国应该扶持一批家族专注于长期战略管控、职业经理直接经营的企业。国家可以在资本层面入股这样的企业，但是不直接参与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。通过这种模式，中国应该能产生出宝马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。”

这话说的，难道资本改变了嗜血的属性？华尔街不再追求快钱了？这样的“资本主义3.0是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吗？我相信，即便一些投资人开始注重长期投资了，并不意味着追逐快钱的投资人从此消亡，更不意味着资本嗜血的属性从此改变。因此，所谓的“资本主义3.0”应当只是资本市场中的一个分支而已。实际上，巴菲特赚钱诀窍很符合李先生关于“资本主义3.0”的定义，如果这个观点成立，那么“资本主义3.0”是什么时候到来的？不是新鲜玩意儿吧？

实际上李先生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，绕个大圈儿，讲了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故事，即“排放门”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大众集团的公司治理体制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不是家族型企业，所以急功近利，所以决策缺乏长远眼光，所以出现问题是正常的。佐证的例子是奔驰——一个散户大规模持股的公司，所以并购克莱斯勒的结果是失败。宝马是家族式企业，是有长远打算的，所以其“宝马并购Mini和劳斯莱斯的运作之高超、定位之精准，也令人赞叹……”。据此得出结论，家族式的企业是好的，是可持续的。现在，华尔街也转向了，进入了“资本主义3.0”时代，投资做长线成趋势了。所以，中国的国家投资也要投家族式的私企，更明确地说，是国家应如何向私有化方向发展。

前面李先生的论据显然站不住脚，论据还自相矛盾，最终得出的结论能正确吗？当然，也许这篇文章是有人冒用李先生的名义发的？

按照李先生的观点，如果国家从一汽、二汽、上汽等大国企撤出资本，结果可能是这些国企很快倒闭，至少他们都变成散户组成的、经理人打理的公司了。如果“排放门”事件是有国企特征的企业出问题的根源，怎么一汽、二汽、上汽……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？雷诺也是国企，怎么也没玩急功近利的故事？投资吉利、长城、力帆……？用李先生例举的德国家族企业的标准衡量，目前国内所有的家族企业都算上，哪个家族企业的历史能够和德国家族企业的历史相比？哪个能确定是能够传代的家族企业？谁能保证他们的投资决定没有失误的时候？德国的家族企业和中国家的族企业之间，除了经营时间长短的差异外，最重要的差距在于工业文明的差距，在于文化基础的差距。

中国有很多家族式的企业，为什么就不能传代？除了家庭教育外，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经济环境是有关的。例如，投资房地产，很快就赚翻了。而做传统产业，干一辈子恐怕也不如在地产界干几年挣的钱多，所以何必坚持传统产业呢？中国近三十年受“笑贫不笑娼”的思想如祸水横流，这是导致中国家族企业难以传代的重要原因。有的私企老板在高利贷的诱惑下卖掉了工厂，参与到“地下钱庄”的行业之中，最终落得不得不“跑路”的下场。在这种经济和文化环境下，弄得制造业过早地向空心化方向发展，毁掉了重视实体工业经济的文化萌芽。德国有着浓重的工业文明基础，而中国刚刚走上工业化的道路，中国的工业文明尚未建立。因此，简单地用德国家族企业的视角审视和比对中国家族企业，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依据，这不危险吗？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国家投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投私企不投国企，不是说私企一定好于国企的问题，难道家族性私企就没有倒闭的？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如何解决谁对企业资产负责的问题，而不是简单地让国有资本撤出国企。因此，拿“排放门”事件教育政府投资家族性私企，在投资方面采取“民进国退”方针，这太简单了吧？“排放门”事件是个个案，说小了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，说大了是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的博弈问题，拿这个案子来警示国家资本的管理者，用以指导国有资本投资取向？应当不是既懂宏观经济又懂工业经济，甚至明察秋毫地关注汽车企业细节的大专家——李稻葵博士的主意吧？有人说，这是李先生给宝马写的软文。我绝不相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