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，奥巴马明确表示：“美国（汽车业）绝不做老二。”这与克林顿的执政理念完全一致，所不同的是，奥巴马政府选择了通过丰田质量问题击垮日本企业的策略，克林顿则是直接拨款推动PNGV计划，建立美国汽车业的创新体系，将日本、德国等外国制造商排除在外。两者的政策不一样，但目的都是一个——通过政府干预形成美国汽车企业对他国汽车企业的优势地位。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幼稚地认为自己在美国开办了工厂、向美国政府纳税了，就成为当地的“公民”了。但在美国人看来，这些“公民”仍是淘金者，他们淘到了“黄金”，就意味着美国公司减少了获取“黄金”的机会。在宏观层面上，这种企业国籍是永远存在的，所有的“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”只是教科书中的理想模式，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而已。宏观经济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：“在本国充分就业的前提下，实现边际效益的最大化。”任何宏观经济理论、学派的立身之本，都是使本国经济利益获得最大化。当美国政府发现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美国经济受到了威胁，被他们批判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刻成为他们自救的利器。在此宏观背景下，在汽车政治经济学面前，这些纯技术的油门踏板问题、什么刹车踏板问题何足挂齿？关键是什么时候拿出来说事、说到什么程度而已。回想当年福特因为轮胎问题被迫大规模召回时，美国媒体更多关注的是福特会否因此倒下，与当前对丰田的“关怀”完全不同，这就是汽车政治经济学最生动的案例。

这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召回数量，对丰田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但是，无论从管理学发展历史的角度审视，还是从历次美日汽车贸易之争的最终结果看，此次召回必将使丰田更加严谨、更加强大起来，因召回导致的亏损是暂时的，因为精益生产的精髓之一是持续改进，因为日本汽车业就是在不断地挫折中成长起来的。从一定程度上说，日本汽车是在美国市场上从技术水平到经营规模上超过了美国汽车，并在美国培育起来了莱克萨斯、讴歌、英菲尼迪等高档品牌，这次召回不过是丰田发展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险滩。日本的大和民族是个非常严谨的民族，两年之后的日本汽车将让美国人更加恐惧。当然，如果日本人在美国玩好了汽车政治经济学，美国汽车的末日就到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美国打压日本汽车企业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应当审视一下自己？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上，中国的汽车企业是最大的受益人吗？作为通用和克莱斯勒最大的股东，当美国汽车工业受到日本企业威胁的时候，美国政府甚至直接大打出手，运输部部长直接出面贬损丰田车，这表明，尽管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汽车工业缺乏自信，但在汽车政治经济学的运用方面非常自信。与美国相比，我们是否太温柔了？例如：奔驰为了本公司的利益，居然挑头煽动欧盟、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到WTO起诉中国政府，用外交手段更改中国汽车产业的相关政策，不惜牺牲中国汽车产业的利益，达到不在中国进行国产化、缓慢推进国产化的目的。像这样的公司，我们还要让其在中国安安稳稳地赚钱、扩大在中国的企业规模？难道缺了奔驰中国汽车工业就不能发展了吗？再比如，奥巴马最近提出对中国要“更强硬”，鼓励更多的企业向谷歌学习，与中国政府对抗，那么美国政府持股的汽车企业的在华的行为是否应当受到调查？美国汽车质量就完美无缺吗？至少上海通用还在大量使用屡屡被投诉，而且拒不召回的锦湖轮胎吧。能否遏制（和奔驰一起煽动起诉中国政府的）克莱斯勒在华合资的计划？在汽车政治经济学面前，中国不应太温柔，毕竟当今的中国政府与1840年的政府有着本质的区别。